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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門小而美的學問,太有“愛”了

  古裝劇裏經常會出現各種植物,《甄嬛傳》裏有夾竹桃、合歡,金庸武俠劇中有曼陀羅、斷腸草……這些植物在古代確實存在嗎?現代仍然沿用這樣的名字嗎?它們長什麼樣?古人對它們的認識達到了何種程度?它們真能起到劇中所說的各種藥效嗎?

  普通觀眾看熱鬧,植物考據學家卻能看出其中的門道。他們的工作就是古今對照,揭開植物的“前世今生”。

  一本奇書 

  最近,一部上下冊共2000多頁、重達12斤的新書《〈植物名實圖考〉新釋》出版。看到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以下簡稱植物所)研究員王文采的書序,該書作者之一、植物所副研究員王錦秀才發覺,彈指一揮間,自己進行這項研究已有20年。

  這部書是王錦秀等學者對清代植物學巨著——《植物名實圖考》的全麵考證,也是她從事植物考據學研究生涯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直到今天,她還清楚地記得自己在植物所圖書館第一次見到線裝本《植物名實圖考》時的震撼。

  《植物名實圖考》(1848)是部奇書。書的作者是清代狀元、宦跡半天下的封疆大吏吳其濬(1789—1847)。書中繪圖1800多幅,大多是據實物寫生繪成,圖文並茂地記錄了我國19個省區的植物1738條。在這本書中,吳其濬未被南朝醫藥學家陶弘景以來舊本草取材以實用為目的所束縛,專注於所有植物種類的調查與研究,因此對植物研究的深度與廣度超越了前人。盡管當時我國的植物形態學、分類學方麵明顯落後於西方,但吳其濬的研究已經具有中國現代植物學的萌芽意識。其著作中已可見初步的科、屬、種的概念,也是中國由傳統本草學向現代植物學邁進的開山之作。

  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評價《植物名實圖考》是一部偉大的、體現中國傳統植物學知識的巨著。中國現代植物學奠基人之一胡先驌認為“此誠舊日植物學書籍中之不朽著作也”。王文采評價說,該書“所記物種之多、涉及地域範圍之廣、植物性狀把握之精準,達到我國曆代植物學研究之空前水平,堪稱19世紀的《中國植物誌》”。

  許多中外著名植物學家如E. Brestschneider、伊藤圭介、鬆村任三、胡先驌、鍾觀光、劉慎諤、牧野富太郎等,都希望完成對該書植物的考證,以應用於植物分類學、本草學、藥學、農學等各個研究領域。遺憾的是限於當時的曆史條件,他們沒能完成。至此,在《植物名實圖考》出版170多年後,植物學界還未能清楚回答全書收錄的植物都是哪些物種。

  2002年,王錦秀考入植物所攻讀植物學博士學位,在湯彥承的指導下開始《植物名實圖考》的考證研究。

  《植物名實圖考》共有三十八卷,王錦秀一卷一卷地研讀,先分科,後逐條研究植物的性狀、地理分布、生境和繪圖,按照現代植物學的方法解讀、鑒定物種。碰到疑難植物,她就去標本館核對標本,有時用民族植物學等方法到野外調查,直到考證清楚。這些考證結果集合起來,構成了《〈植物名實圖考〉新釋》一書。

  《〈植物名實圖考〉新釋》新考證出近千個物種,糾正了前人考證欠妥之處約200多條,發現了清代首次記載的外來植物30多種。

  王錦秀的研究得到了湯彥承和吳征鎰的鼎力支持。湯彥承參與了近500種植物的考證,吳征鎰則把自己對《植物名實圖考》中植物的批注複印交給了他們。因此,《〈植物名實圖考〉新釋》成就了一段三代植物學家合作研究一部植物學巨著的佳話。

  一把鑰匙 

  《〈植物名實圖考〉新釋》的出版,讓讀者認識了一門小而美的學科——植物考據學。

  我國的曆史文獻浩如煙海,其中記載著豐富的植物。但也正因為曆史悠久、民族和方言眾多等原因,這些植物的名字常常發生混淆,同名異物或同物異名的情況比比皆是。西學東漸後,現代植物學進入中國,古老的植物文化又麵臨著與現代植物學科學對接的問題。

  王錦秀介紹說,19世紀中葉,現代植物學在日本迅速發展。日本學者利用現代植物學來研究中國古籍文獻中的植物,給出日文名和拉丁名的對照。但受主客觀因素的限製,移花接木和張冠李戴的情況時有發生。上世紀初,我國植物學界照搬引入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這引起當時部分植物學家的擔憂。

  胡先驌留美歸國後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即是《〈說文〉植物古名今證》,拉開了現代植物考據學研究的序幕。劉慎諤不但自己考證《植物名實圖考》中的植物,還邀請鍾觀光北上,專門考證古籍文獻中的植物。此後,西南聯大的吳征鎰與匡可任、蔡德惠做出了令人振奮的工作。他們考證《滇南本草》和《植物名實圖考》中記載的植物金鐵鎖和昆明沙參,發現這是現代植物分類學上的一個新類群,於是發表了新屬種Psammosilene tunicoides W. C. Wu et C. Y. Wu,這是中國古籍文獻研究與現代分類學研究的完美結合,成為學界美談。

  “植物考據學鑒定出古籍文獻中的植物,給出拉丁學名,這就像一把打開古代植物學寶庫的鑰匙。拿著這把鑰匙,各學科的學者就可以進入寶庫發掘寶藏了。”王錦秀說。

  比如它對中醫藥發展就有著重要意義。 “中藥有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安全,二是有效,這兩點都離不開植物考據學的追根溯源。”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研究員鄭金生告訴《中國科學報》,“比如木通是一種可利尿的中藥,但古代用它來入藥的植物有好幾種,有木通科、毛茛科的,也有馬兜鈴科的。如不加考證,用了偽誤品種,則容易出現醫療事故。現代有人用馬兜鈴科的關木通去做減肥藥,曾引起用藥者的腎衰竭,既危害民眾身體健康,也使中醫藥的聲譽受到損害。這就是不關注中藥品種考證造成的嚴重後果。”

  因此,當得知《〈植物名實圖考〉新釋》出版時,鄭金生與其本草專業微信群的群友均為之歡呼叫好,誇讚中藥學領域裏從此多了一部重要的參考書。

  提及植物考據學研究的價值,植物所研究員、係統與進化植物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孔宏智說,我國古籍中記錄了3000多種植物藥,但已完成藥物基原“正本溯源”研究、收入《中國藥典》並被臨床應用的中藥還不夠多。許多中藥塵封於浩如煙海的中國古典文獻中,亟待發掘和利用。他們實驗室的植物考據學研究任重道遠。

  一門“絕學” 

  雖然中醫藥等領域的研究者熱情期待著植物考據學的成果,但這門學問從誕生至今一直是個冷門的小眾學科。從事這門學科,一方麵要求研究者具備多方麵的知識儲備,接受過植物分類學、文獻學、民族植物學等專業訓練,還需要掌握較多的曆史學和文學的基本功,另一方麵這項研究尤其考驗研究者的耐性。

  鍾觀光在20世紀30年代就曾提到,“以科學方法整理舊籍,視若平易,行之則難。非經費之難,而人才實難。亦非人才之難,而熱心毅力之為難也……需時頗久,成書較緩,此必非目光短淺旦暮圖功者,所願為矣。”

  2002年王錦秀入門學習時,湯彥承就對她說,他這一代,國內能從事這項研究的學者屈指可數。王錦秀當時聽老師說起的幾個人中,如今,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用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肖培根剛過九十大壽,王文采生於1926年,最年輕的是中科院華南植物園研究員吳德鄰,生於1934年。王錦秀接下了植物所植物考據這一“冷門絕學”傳承和發展的任務。

  雖時常感到冷清,但在湯彥承、吳征鎰等老先生的影響下,王錦秀磨出了安安靜靜做學問的功夫。

  從進入植物所起,王錦秀就在湯彥承身邊工作,師生二人埋頭於古籍,一起工作了近十年。提到已經故去的老師,王錦秀仍忍不住眼噙淚水。湯彥承曾寫下“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的紙條,貼在他的解剖鏡外盒門上。這個解剖鏡現在仍放在王錦秀座位旁,她一用解剖鏡,就能見到。

  沿著前輩們的足跡,王錦秀決心將這門學問做下去。此次《〈植物名實圖考〉新釋》的出版隻是一個階段性的總結,她估計《植物名實圖考》收錄的植物共有約2000種,還有200多個種沒搞明白。她計劃接下來再深入研究這些疑難物種,包括到野外采集、調查,到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訪談等工作。

  《植物名實圖考》這部書,隻是王錦秀係統整理中國植物學古籍文獻計劃中的一部。按照吳征鎰當年給王錦秀提出的“由近及遠,先實後虛”的考證原則,她計劃從明清植物學文獻開始,到宋代《圖經本草》《全芳備祖》,再到《本草經集注》,一直上溯至《本草經》《詩經》或更古老的簡牘等文獻。

  “我在意的是,我們的下一代會不會遇到我年輕時對中國傳統植物文化的一些困惑,使用工具書時,書中還會不會出現誤導他們的解釋。希望我們的研究,能為中國傳統植物文化的科學傳承打下良好的學術基礎,起到積極作用,讓大眾能更多了解我國古代植物學的輝煌,意識到它的現代科學價值,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王錦秀說,“最希望的,是能有更多年輕人加入到這門小而美的研究中。”

《中國科學報》 (2022-02-25 第4版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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