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球場邊的石頭牆上，“原本山川，極命草木”8個大字泛著光。每個路過這裏的人，都會不自禁地看上一眼。看見它，會想起吳征鎰，也會想起他一輩子踐行的盡力探索草木的本源的科研精神。

　　如果把吳征鎰對植物的研究從小時算起，那他在這個領域，已堅持了近90年。在他70多年的植物分類研究中，他定名和參與定名的植物分類群有1766個，涵蓋94科334屬，是中國發現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以他為代表的三代中國植物分類學家改變了中國植物主要由外國人命名的曆史。

　　從來沒有一天遠離過植物

　　兒時的好奇、青年時入門、成年後的癡迷，使吳征鎰的一生都繪滿了讓人心醉神迷的綠色。曾經有人說：如果世界上有人能說出每一種植物的名字、了解每一種植物的習性，那麼吳征鎰一定是其中一個。如果世界上有人能聽懂每一種植物的語言、理解每一種植物的情感，吳征鎰也是其中一個。這是多麼崇高的褒獎！

　　讓我們來看看這位植物偉人一路留給中國乃至世界植物分類學研究領域的財富吧：

　　他摸清了中國植物的家底，參與組織領導《中國植物誌》的編纂，為中國土地上的一草一木建立了戶口本。在這部曆時45年完成的植物學巨著中，他擔任了17年的主編，在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華南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江蘇植物研究所、西北植物研究所、中山大學、南京大學等單位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全套著作2/3以上的編研任務。尤其是第一卷要概括已出版的前79卷成就，最難寫，是他親自承擔。此外他還主編完成了《西藏植物誌》和《雲南植物誌》。

　　他全麵而係統地回答了中國種子植物的組成和來龍去脈問題，提出了中國植物區係的熱帶親緣等創新觀點。他對植物分布區類型的劃分及其曆史來源的論述，是植物學、生態學領域的經典篇目。

　　他為我國資源合理利用與保護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參加和領導了海南和雲南的橡膠宜林地考察，又參加了西南特別是雲南的生物資源調查，他和其他科學家一起發起了建立我國自然保護區的倡議，又向國家建議建設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對具體植物資源利用和保護也提出了卓有成效的具體意見。

　　他創新性地提出了被子植物的八綱新係統和植物區係的多期、多係、多域的起源理論。

　　“他是世界上最傑出的植物學家之一，是一位對中國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植物有著廣博知識的真正學者。”一位美國科學院院士這樣評價吳征鎰。

　　選擇科研，就是選擇寂寞。這句被每個科研工作者奉為格言的經典，在吳征鎰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不管是在戰火紛飛的歲月中，還是麵對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的艱難，或是在動蕩的“文革”時期，他從來沒有一天遠離過植物，放棄過植物學研究。

　　植物所的資料室裏，有幾個陳舊的書櫃，裝得滿滿的都是小卡片。翻開一張，正麵是黑白的植物標本照片，反麵是拉丁文、英文和密密麻麻的蠅頭小楷。還有的，沒有照片，隻是在些隨意撿來的紙張，畫有青天白日的廢舊文憑，煙殼的背麵、不知是什麼的小紙片上，寫著植物的拉丁名、發表時間、文章名、發現者、標本號……“這就是吳老在聯大期間整理和鑒定的卡片，這裏僅是一部分，北京和南京還有。”吳征鎰的第二任秘書，74歲的呂春朝正在整理這些寶貴的資料。用了幾個月的時間，還未完全掃描進電腦。

　　從1940年一直到1950年，吳征鎰用整整10年的時間，對照老師吳韞珍抄來的中國植物名錄文獻及秦仁昌氏的照片，整理和鑒定了3萬多張植物標本卡片。“這些卡片，成為後來編撰《中國植物誌》、《中國高等植物圖鑒》的最基本的素材。”呂春朝說：“這些卡片的意義實在是太重大了。中國植物的最初采集者是外國人而不是中國人，16至18世紀時，這些標本被海關官員、傳教士大量帶到國外進行鑒定發表。而吳老做的，就是將這些本來就該是中國植物的標本重新整理、鑒定，讓它們真正成為可以為中國植物研究采用的東西。”

　　恨不得把所有的時間都用於科研

　　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可以坐10年的冷板凳，做一項沒有人做過也少有人關注的事，需要多大的興趣和毅力？對此，吳征鎰卻說：“櫛風沐雨、飲餓勞頓、板凳硬冷、默默無聞對我來說都是快樂的。我快樂，從而使我有充沛的精力完成吳韞珍先生的宿願。”

　　成長於時局動蕩的舊中國，吳征鎰因為各種原因無法實現其踏遍千山萬水，找尋中國植物的夢想。新中國成立後，覺得已耽誤很多時間的吳征鎰，在這來之不易寶貴年華裏分秒必爭，恨不得把所有的時間都用於科研。他馬不停蹄地行走於中國的大江南北，高原河穀。花甲之齡時還一次次到西藏、新疆等地考察，足跡留在了喜馬拉雅山的雪峰和塔什庫爾幹的沙漠裏。80歲高齡時，還去台灣考察植物。他4次進藏，最後一次已是花甲之年，最終出版《西藏植物誌》。他行遍除非洲之外的全球四大洲，和全球植物學家交朋友，讓他們看到了中國植物學研究的水平。

　　1956年，前蘇聯專家來雲南考察，在德宏，從未見過亞熱帶植物的他們驚歎不已。更讓他們驚歎的是，隻要他們手指向任何一種植物，吳征鎰都能迅速地報出這種植物的拉丁名。蘇聯專家送給他“植物電腦”的美譽；在英國大英博物館，英國科學家拿出了他們鑒定許久卻得不到答案的幾個標本，吳征鎰用流利的英語說出了每一種植物的拉丁學名，它們的科、屬、種、地理分布、曾經記錄過的文獻、資源開發的意義等等。英國人佩服得五體投地，說“植物電腦”所稱不虛；在日本紮幌，70多歲的吳征鎰還未走進城邊的小樹林，便對同行的日本科學家說起了這裏必然會生長的植物，讓他們大為吃驚……

　　“植物電腦”、“活字典”這些雅號在熟悉他的人看來，是必然。在植物所，老一輩的科研工作者幾乎都能說出一兩個他科研隻爭朝夕的小故事。在北京時，他一直兼任著北京植物所的領導職務。開會時中間有個10分鍾左右的休息時間，他總是一分鍾都不耽擱，馬上衝到底下一層的標本室拿起標本進行鑒定整理。有時忘了時間。來昆明後，這個習慣沒有改，又多了一個習慣。周日休息時，他可以從早到晚泡在標本室裏，直到夫人在樓梯裏大叫：“老吳，回去做飯了。”他才磨磨蹭蹭地回家。家裏人對他不知晨昏的伏案工作很無奈，為了讓他多起來走走，夫人女兒輪番規定他，洗碗去、掃地去。他總是好脾氣地把該做的事做了，接著又回到書桌前。

　　78歲的武素功老師年輕時常與吳征鎰一起去野外調查。“他這個人，從來不知道疲倦一樣。愛做筆記，走到哪兒做到哪兒，在車上也是，很少和別人聊天。我們去西藏考察回來後，有機會去青島療養。他離開北京時裝了一皮箱書，我就知道這個療養可療不好了。我們住一屋，他中午從不休息，就坐在桌前整理西藏帶回來的標本。累了，就趴在桌上打個盹。療養一個月，他竟然整理出了一本《西藏植物名錄》。”

　　“他是植物地理分類學最偉大的踐行者，所以很多地方即使他沒去過，他也能準確地說出該區係的植物。”弟子孫航對老師很敬佩。孫航在做雅魯藏布江植物科考時，曾在那兒找到一棵鬆果帶了回來。他找到吳征鎰，說這是一棵高山鬆。可吳老卻很肯定地告訴他絕對不是，這棵要麼是一種新種，要麼是南亞的鬆。事實證明吳征鎰是對的。

　　為學無他，爭千秋勿爭一日

　　“為學無他，爭千秋勿爭一日。”這是吳征鎰送給學生的一句教誨，也是他一生淡泊名利、嚴謹治學的寫照。到90歲以後，吳征鎰每天上午工作兩個小時，下午工作1個小時，而且1周工作6天以上。一旦工作起來，吳征鎰總忘記了自己是個高齡老人。有時醫護人員為了他的健康，在他投入工作時進行勸阻，他要麼裝著聽不見，逼急了就發一點脾氣；可工作一做完，他又笑著和醫護人員打招呼，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這個“不服老”的老人，讓醫護人員也沒辦法。

　　2007年，吳征鎰91歲了，應任繼愈先生之邀，擔任《中華大典·生物典》的主編。此時，吳征鎰的眼疾已經很嚴重了，家人反對他參與這項繁重的工作，但是吳征鎰說，“我不做，誰來做？”為了編出讓自己和世人滿意的書，他傾其全力，開始重讀清代《草木典》。2007年，吳征鎰隻能看清3號加粗大字了，醫生對他說一定不能過度用眼了。可他卻回答：“我再不看，就沒時間了。”仍天天據案疾書。到2009年時，吳征鎰的眼睛再也看不見了。他便讓助手念給他聽，他再據此鑒定整理。一直到2012年3月，他因身體不適再度入院，也從未停止過手頭的工作。躺在病床上的吳征鎰很遺憾，遺憾他隻開了個頭，而沒能幹完。他對助手說：我希望你們能抓緊時間做完這項工作，讓我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中華大典·生物典》出版。

　　“為人學，學為人，先立誌，後獻身。”永遠是一個開拓者而不是一個享福人，認準一個目標，為這個目標而奮鬥終身，吳征鎰用他的行動，傳達了他對科研無悔的堅定執著。

　　歲月如河，或疾或緩地滑過吳征鎰輝煌的一生。責任如山，中國植物研究之重擔卻從未卸下他的肩頭。一輩子與植物的情緣，一個多甲子與雲南的情緣，使吳征鎰和這方山水越發相融無洽。如果把他看作一座山，那該是多麼多姿多彩的一座山啊。

　　在同行研究者眼中，他是個真正的大家，是一座無法逾越的高山，包羅萬象，胸襟廣博，堅定擔當。他無私地亮出他的研究成果，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同行。他傾心教授後學，沒有一私保留。而在朋友和家人眼中，他也是一座山，寬厚、大度、深沉、雋永。他情感豐富，愛父母家人，愛植物世界，也愛平凡生活。他唱昆曲、攝影、收貝殼、吹笛子、寫格律詩。在世人眼中，他是一座永遠讓人充滿敬意仰望的高山，鐫刻著執著和奉獻。

（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