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底襯 矢誌植物 

　　吳征鎰出生於1916年6月13日，那時他的祖父吳筠孫在江西任潯陽道尹。吳征鎰周歲時，這位曾是光緒甲午年間傳臚的潯陽道尹，突發腦淤血而故。從此，家道中落，屢遭大故，舉家遷揚州號稱“九十九間半”的吳道台宅第。吳征鎰的童年在這裏度過。

　　幼年吳征鎰性格孤單內向，不大願意與兄弟們一起玩，喜歡一個人在家裏種滿花草樹木的蕪園裏玩耍，看各種各樣的花草樹木，蕪園成了吳征鎰的“兒童樂園”。

　　他8歲進家塾，開始讀四書五經、古文觀止和唐詩三百首，練就了博聞強記功底。

　　10-12歲，閱覽父親帶回家裏的《植物名實圖考》和《日本植物圖鑒》，在蕪園裏“看圖識字”，初識花草樹木，發現蕪園裏植物與書上植物有許多很相似，便一一記下它們的名字。春天雨後，他趴在蕪園孟宗竹林旁，專心致誌地看春筍露尖頭、拔節放籜簌簌有聲，半天功夫，長得和他一樣高了，感到驚奇得很。童年吳征鎰對植物的稚趣十分濃厚，為他的童年鋪上了綠色底襯。

　　在揚州中學讀初、高中期間，得唐壽、唐燿和吳伯遐等老師教誨和鼓勵，吳征鎰學會采集植物標本和解剖花果的技能。假日常與同學集伴郊遊，采集植物標本，自采標本有二百餘份。二哥吳征鑑請來南京金陵大學教植物的焦啟源先生幫助鑒定植物標本。高中生物老師唐燿發現吳征鎰對植物很有天賦，鼓勵並幫助他在班級上舉辦一次標本展覽，對吳征鎰心靈影響很深。高中畢業時，吳征鎰堅定報考清華大學生物係，立誌專攻植物學。1933年，17歲吳征鎰如願考取清華大學生物係，開啟自己與植物的一生情緣。一次不經意的標本展覽，成就了一位植物學大家。

　　通才教育 宏圖大願 

　　1933年至1937年，“弱冠之年”的吳征鎰靠五哥吳征鎧半薪資助和清寒獎學金完成學業。清華大學推行“通才教育”，一則為將來深造打好基礎，二來也為學生就業多些門路。理學院學生要學通史，文學院學生要學生物。大學一年級基礎課程由名師擔任，朱自清教國文、葉公超教英文、薩本棟教物理、高崇熙教化學。生物係二年級，學植物、動物、生理、土壤等，植物方麵藻、菌、苔蘚、蕨類和種子植物的個體發育、世代交替全學，由留美歸來的吳蘊珍教授授課，講的是當時最新教材。

　　三年級吳征鎰入生物係植物組，從華北植物入門，學習植物分類學。吳蘊珍教授係統講述Engler係統、Wettstein係統和剛出現的一元二係的Hutchinson係統，學習Bessey上位、周位、下位花的演化知識。吳蘊珍教授親自帶學生到北平郊區、小五台山、易縣等地做森林群落實際調查。吳蘊珍教授繪製植物花果解剖精圖，結合實地植物講授。還將Hutchinson所繪單、雙子葉係統樹，從“條條”結合“塊塊”（大類群）來講述各科或科以上大類群的係統演化趨勢（evoelutionary tendencies）。這些知識的獲得和積累，對吳征鎰後來的被子植物“八綱係統”和植物區係“多係-多期-多域”起源理論的形成有著師傳承繼的淵源關係。

　　李繼侗教授為植物組開設植物生理學和植物生態學必修課，講述當時國際上初創的植物生長素（auxin）研究情況，用Maxinnov植物生理主要原理和試驗方法，給學生設計簡單易行的實驗，使得講課鮮活起來，學生容易接受貫通。還選用Schimper和Warming的經典名著，結合Habberandt的著作，力圖把生理學和生態學聯係起來。Raeunkiach生活型學說和Goebel新學說也是教授的內容。李繼侗教授結合森林群落實際調查，介紹群落學和植物地理學基本概念和野外觀察方法。對吳征鎰印象深刻的是應用記名樣方或樣帶，將生態學的野外調查建立在認識植物生境及其地理分異的基礎上，這種植物生態學結合群落區係成分結構、組成的研究思路讓吳征鎰受益匪淺、享用終身。

　　2005年我在收集整理吳征鎰學術資料時，發現吳征鎰一些課堂筆記，有吳征鎰用英文記錄學習植物生理、化學和土壤的筆記，讓我感到十分驚訝。試想，當今國內大學生有如此能力者，恐怕為數不多。

　　1937年，吳征鎰大學畢業，留校任助教。他用第一個月的薪水，自費參加段繩武“移民實邊”的“西北科學考察團”，赴河套地區、賀蘭山調查采集，初步認識草原半荒漠、荒漠植物和景觀。不料，八月二十三日，北平淪陷，考察團無果而散。待吳征鎰輾轉回到揚州，接到李繼侗老師要他速去長沙，參加清華、北大和南開三校組成的

　　長沙臨時大學行列。吳征鎰來到長沙，加入清華農科所在嶽麓和衡山的采集調查。接著長沙臨時大學醞釀南遷昆明。1938年1月，三校合組西南聯合大學，吳征鎰加入從長沙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團”，步行昆明。行進中，在李繼侗老師帶領下，吳征鎰每日觀察沿途植物和植被情況，采集小標本，一日不漏記下日記。湘黔滇一路行來，使得吳征鎰對華中至西南的植物有了實際感知。

　　到了昆明，吳征鎰與熊秉信一道在昆明附近考察，發現昆明一個縣的植物比河北一個省的植物還多，初感雲南植物的豐富性。此後，在張景鉞、吳蘊珍、李繼侗等率領下，赴賓川雞足山、大理蒼山和德宏瑞麗考察，取得亞高山針葉林、高山草甸灌叢的印象後，又目睹亞熱帶常綠闊葉林、熱帶雨林以及各式各樣次生植被等。他從大西北沿長江西上華中，又沿湘、黔、滇南行至滇南，一路的植物感受，促使時年22歲的吳征鎰給自己提出從弄清雲南植物種類入手，進而弄清全國植物種類的設想。此時，他立下宏圖大願，即立足雲南，放眼中國和世界植物，研究植物的時空發展規律和中國植物區係發生發展變化規律。

　　過“區係關” 編植物誌 

　　吳征鎰認為研究中國植物、開發利用植物資，首先要過“區係關”。所謂過“區係關”，就是要把中國本土生長著多少種植物的家底搞清楚。新中國成立後，開啟各類的自然資源考察，也包括植物資源考察。吳征鎰參與領導的華南生物資源調查、南方林業調查、橡膠宜林地考察、中蘇雲南生物資源考察等，“任務帶學科”，逐步累積其摸清植物家底的寶貴資料。他既是領導者，更是實踐者，擴大了區域眼界，增添了學科閱曆。

　　《中國植物誌》的編研是中國植物學發展的頭等大事。自1959年《中國植物誌》啟動時，吳征鎰任編委，1973年任副主編，1987年，繼錢崇澍與陳煥鏞、林鎔、俞德浚等三任主編後，接任主編，直至2004年《中國植物誌》80卷126冊全部出版。

　　《中國植物誌》是三代植物學家集體結晶，是二十世紀世界植物學界卷冊最多的“巨著”，也是一把開啟中國植物資源寶庫的鑰匙。吳征鎰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做出了特殊貢獻。其一：1939-1948年間完成了中國植物卡片3萬多張，為後來編研《中國植物誌》提供了基礎資料；其二：他對中國植物有深厚功底和廣博知識，被譽為中國植物“活詞典”，領銜做一些大科、難科編研；其三：他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查閱標本，核查鑒定，審閱稿件，組織聯合攻關，推進編研進度。在他任主編的17年裏，領導完成了《中國植物誌》2/3以上卷冊的編研和出版。2004年，《中國植物誌》全部出版，此時吳征鎰的感悟是：“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吳征鎰是《中國植物誌》的集大成者，當之無愧。

　　《雲南植物誌》和《西藏植物誌》是中國關鍵地區植物誌的重要標誌，吳征鎰是這兩部植物誌的主編。

　　1988年，中國科學院批準，吳征鎰代表《中國植物誌》編委會與美國科學院院士Peter Raven博士簽定了《中國植物誌》英文和修訂版，即《Flora of China》和合作協議。他任中方主編。2013年，《Flora of China》25卷全部出版。標識著中國植物學走向世界的關鍵一步，在國際植物學界產生重要影響，大大提高我國植物學研究在國際上的水平和地位。

　　《中國植物誌》、《Flora of China》的出版問世，較為完整地回答了中國有哪些、有多少種子植物的問題。

　　資源綜考 持續發展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誕生，11月1日中國科學院成立，可見黨和政府十分關注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12月，吳征鎰奉命從清華大學調入中國科學院，加入建設新中國科學事業的行列。吳征鎰時任中共科學院黨組成員兼機關支部書記，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隻有8位共產黨員。

　　竺可楨副院長主管生物地學方麵工作，曾多次約商吳征鎰討論生物學口的學科建設、布局等問題。竺可楨副院長領導地理、氣候、土壤、水文、動植物等各方專家商談全國自然條件考察、自然區劃和經濟區劃和全國生物資源開發利用等問題，並規劃全國大區的綜合考察。在竺可楨副院長領導下，吳征鎰參加南方地區的生物資源考察，主要是華南(廣東、廣西)、海南、雲南和貴州等地的熱帶、亞熱帶地區生物資源、林業資源、橡膠宜林地以及紫膠寄主等資源考察。中國與前蘇聯聯合進行的中蘇雲南熱帶森林、生物資源考察以及中國和東德的東北地區生物資源考察也在此間進行。

　　從1953年到1958年，吳征鎰每年有一半時間都在野外工作，足跡遍及華南、海南和雲貴。橡膠是國家急需的戰略物資，在南方部署橡膠種植業是國家的戰略布局。吳征鎰和馬溶之、李慶奎、羅宗洛等專家彙同農墾部門，在廣東、廣西、海南和雲南考察橡膠宜林種植問題，結合當地植被，考慮橡膠生長的土壤、氣候和營養生理條件等需求，提出“大苗壯苗定植”、適當保留原生灌、草叢植被以防治雨季水土流失、以本地樹種營造防護林等建議；同時建議放棄粵西、桂東沿海、海南西南幹旱沙地和龍州石灰岩地帶上種植橡膠的計劃，放棄拖拉機農業措施。這些建議得到農墾方麵的采納和實施。我國橡膠種植業得以穩定持續發展。1982年，“橡膠在北緯18-24。大麵積種植技術”榮獲國家發明一等獎，吳征鎰是獲獎者之一。

　　1958年初，周恩來總理辦公室的羅青長來到吳征鎰住的中關村宿舍，告訴他：“總理要到廣東新會視察野生經濟植物利用和廢物利用，要你作為隨身工作人員同行。”接著讓吳征鎰到總理辦公室，由童小鵬主任作詳細交代和安排。到了新會縣，黨向明縣長陪同，參觀新會野生植物資源綜合利用展覽會。在新會，蒲葵是綠化觀賞植物，葉做葵扇，老葉筋做牙簽，果實、根、葉入藥，新會“蒲葵工業”很有特色。新會工匠利用拆城牆和廢居的破樁爛瓦，修建了一座無梁無柱的大禮堂，總理十分讚賞。

　　1958年4月，國務院發出“關於利用和收集我國野生植物原料的指示”，中科院與商業部於1959年2月向國務院提出“開展野生植物普查和編寫經濟植物誌的報告”，得到國務院的批準，全國開展了野生經濟植物普查。吳征鎰主持編纂《中國經濟植物誌》。在開展全國野生經濟植物綜合利用中，吳征鎰是起於源頭，行於其間。

　　在植物資源開發利用實踐中，吳征鎰考慮到三個要點：一是要建立開發利用的技術手段，在昆明植物所創建資源植物化學研究室，從分析植物化學成分入手，建立植物化學成分分離、純化和結構鑒定的技術和方法，並向微量、快速、高效方向提升，進而研究植物化學成分在植物中的分布規律。如今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資源持續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在這方麵不斷做出創新成果；二是探索開發利用植物資源的規律，他研究提出“植物有用物質的形成和植物種屬分布區的形成曆史有一定相關性”的論點。人參屬（Panax）人參皂苷（Ginsenoside）、薯蕷屬（Dioscorea）薯蕷皂素（diosgenin）等資源植物在我國的發現和市場化使上述理論得到證實。三是要解決植物資源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提出了“人類生態、植物資源和近代農業”的問題”，他反複強調：人在利用自然生態係統中的各種措施的雙刃性問題，即人可以成為最高級的生產者，也可以成為最大的破壞者。從而提出近代農業不但要有微觀上利用和改造植物遺傳特性的一麵，還要有熱帶至溫帶以多層經營為核心的生態農業工程，這一對立統一的觀點是他在保護生物學和植物資源合理開發利用與有效保護工作中的根本思路，是他在長期實踐中不斷總結提出的觀點。因此，他獲得“COSMOS”國際大獎。

　　吳征鎰為我國植物資源學，特別是藥用植物和植物化學研究體係的形成做了卓有成效的戰略性和前瞻性工作。他明確回答了中國植物資源有效保護和合理利用的理論問題並用於指導實踐。

　　高屋建瓴 前瞻部署 

　　在橡膠種植業發展和野生經濟植物綜合利用中，吳征鎰和一些專家發現，有的原生植被被破壞、部分野生物種生存受到威脅，意識到這種負麵影響發展起來對國家生態環境和生物物種保護極其不利。

　　1956年10月25日，竺可楨副院長在北京主持華南熱帶資源小組討論會，吳征鎰在會議上做總結發言時，提出“建議國家建立自然保護區”的意見。1958年9月，吳征鎰和壽振黃向中共雲南省委、雲南省政府提出在雲南省建立24個自然保護區的規劃和方案，得到中共雲南省委和省政府及時批複，指示各地（州、市）按建議規劃組織實施。

　　截止2010年，全國共建立各種類型、不同級別自然保護區2395個。雲南省建立自然保護區161處，其中國家級16處，省級45處，總麵積298.5萬公頃，占全省國土麵積的7.6%。

　　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國家麵臨著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新挑戰。1999年，吳征鎰呈書朱鎔基總理，提出“建立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的建議，朱總理及時批示中共雲南省委、省政府“請你們在中央有關部門幫助下，進行可行性研究，結果報國務院。我認為設想很好，應給予支持”。

　　國家重大科學工程項目中國西南野生生物資源種質資源庫於2007年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初步建成，2009年通過國家驗收。截止2015年底，共收集保存包括植物種子、植物離體材料、DNA、動物細胞係、微生物菌株等各類種質資源23568種，197084份（株）。其中，野生植物種子9129種（占我國野生植物物種30%以上），67869份，野生動物遺傳資源6435份。

　　種質資源庫構建種質資源基因組學研究平台，深入研究開發利用種質資源的可能性。基於種質資源庫的中國植物DNA條形碼計劃，聯合國內22個科研院所和大學的60個研究團隊，完成了中國種子植物75科141屬1757種6286個樣本的DNA條形碼比較研究，提出ITS作為種子植物核心條形碼新標準，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發表（PNAS 2011，108: 19641-19646）。國際同行發表專題評論認為“該項研究代表了將DNA序列納入植物物種水平分類和鑒定的重要一步”;已在植物多倍化與 DNA 甲基化關係的表觀遺傳學研究取得重要進展，該研究成果首次為多倍化事件發生後植物基因組進化受表觀遺傳修飾影響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相關論文發表於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 2015 Dec 15:112(50):E7022-9.

　　doi:10.1073/pnas.）；在種子生物學研究方麵取得的進展揭示了種子萌發過程中膜重建的動態變化模型，說明了滲透引發提高吸脹冷害抗性的原因，提出了利用磷脂酶抑製劑改善作物種子吸脹冷害抗性的技術方法（ Plant, Cell and Environment 2015,38(7):1391&ndash:1403）。

　　吳征鎰站在國家戰略需求層麵上，早年提出建立自然保護區和近期提出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的建議，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生物多樣性保育做出前瞻性、戰略性的貢獻。

　　上下探索 自主創新 

　　吳征鎰從事植物科學研究七十餘載，起步於植物分類學，進而擴展到植物資源合理利用、植被與群落、植物區係地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和生態環境持續發展等諸方麵，均與國家持續發展戰略息息相關。吳征鎰認為在弄清國家植物家底的同時，還要進一步弄清中國植物的來龍去買問題，即中國植物區係的起源、發生和演化問題。這正式是他22歲時給自己立下的宏圖大願：立足雲南，放眼中國和世界植物，研究植物的時空發展規律和中國植物區係發生發展變化規律。

　　1964年，吳征鎰發表“中國植物區係的熱帶親緣”，提出了“在北緯20°－40°間的中國南部、西南部和印度支那地區是東亞植物區係的搖籃，也是北美洲和歐洲等北溫帶植物區係的發源地”的理論。標誌著中國植物區係地理學全麵、係統工作的開端。

　　1996年．吳征鎰提出東亞植物區(Asiatic Floristic Kingdom)作為一個獨立植物區的觀點，與泛北極植物區、古熱帶植物區等六大陸地植物區係區並列。這一陸地植物區係分區新觀點（東亞植物區）的提出是對世界植物區係分區係統的重大突破。並在世界植物區係的背景上，分析了我國350多科，3300多屬，3萬多種植物的係統發展和區係地理分化，從而推測被子植物可能起源於兩億年前的侏羅紀。

　　1998年，吳征鎰通過對中國種子植物已知3300個屬的分布格局研究，創造性地將其劃分為15大分布區類型和31個變型，並在進化的背景上，分析了每個分布區類型形成發展的過程和曆史淵源，揭示了中國植物的分布規律及其在世界植物區係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是世界上迄今為止對植物分布現象及規律最全麵和完整地分析。

　　吳征鎰強調植物區係研究要與植被研究結合。1956年，他提出的《中國植被分區》具原創性，完成的中國植物區係區劃，成為後來全國綜合自然區劃、農林區劃和國土整治的科學基礎。

　　吳征鎰創立生物的“三維律動演化”，提出的被子植物 “多係-多期-多域”起源理論（“被子植物的一個多期、多係、多域新分類係統總覽”，2002）和“八綱係統”的方案（“論木蘭植物門的一級分類——一個被子植物八綱的新方案”1998）。這是東方人在自己研究的基礎上，立足東亞，放眼世界提出的被子植物起源和演化的新理論。

　　吳征鎰提出中國植物區係的熱帶親緣、植物分布區類型的劃分及其曆史來源、以及東亞植物區等一係列創新觀點。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學術體係和研究方法，標誌著吳征鎰植物區係思想體係的完善和中國植物區係地理學派的形成。

　　耄耋之年，吳征鎰折節讀書，隨讀隨寫，係統讀，係統寫，完成了四部自主創新的學術專著(《中國被子植物科屬綜論》（2003）、《中國植物區係中的特有性及其起源分化》(2005)、《種子植物的分布區類型及其起源和分化》(2005)、《中國植物區係地理》(2010)。係統總結他對國內外實地考察而得的感性認識，並上升到理性探索和思考，在世界植物區係大背景下，對中國植物區係的分布特點、起源、演化有了一個比較完整認識。

　　吳征鎰從立誌立題，確立科研思路開始，經過殫精竭慮，百折不饒的努力，在上下求索中不斷向著求真的方向推進，為實現人生理想和追求，奉獻自己的一生。殊榮之下，他說：“我的這些成果，是見解深邃的科學理論還是片麵的科學論斷，或者是無據的假說推斷，都要讓後人通過自己的實踐與認識加以評說，留於後人評說，肯定與否定由科學實踐的證明來判定，我願把這些著作作為引玉之拋磚。”，真正的科學家是辯證唯物主義者，也是無私無畏者。

　　編纂大典 貫通中外 

　　2006年12月，《中華大典》主編任繼愈盛邀吳征鎰任《中華大典·生物學典》主編。得知這位與他同庚並在抗戰時期曾一道從長沙步行到昆明的清華校友，在國家圖書館館長任上退下後領銜編纂《中華大典》，吳征鎰對任老欽佩之心油然而生。

　　吳征鎰出任《中華大典·生物學典》主編，畢竟年至九十，心有餘悸，家人也有所顧慮。任繼愈得知吳征鎰有所猶豫，又傳來話說：“吳老是當今既知現代植物，又懂古代植物的人，編典最適合不過了，讓我們兩個九十老人一道來編典吧。”盛情之至，吳征鎰接下編纂《中華大典·生物學典》的任務。

　　在我國曆史上，編纂典籍是國家和時代興盛的重要標誌。中國從三國曹丕的《黃覽》開始，明朝《永樂大典》、清代《古今圖書集成》均是其典範。大約300年修一次典籍（類書），故有“盛世修典”之說。如今，喜逢改革開放盛世，黨中央、國務院決定編纂《中華大典》是中華文化續脈的大事。與曆代編典顯著不同的特點是《中華大典》不僅包括社會科學的內容，更涵蓋自然科學的各項門類，故《中華大典》的編纂出版具有深遠曆史意義和重要的現實意義，也是中國科學家傳承中華科學文化知識義不容辭的曆史責任。

　　然而，編典仍是件陌生事，也是件不易事。吳征鎰為此做了三件事：一是撰寫了“學古文識古字與編《大典》”的文章，要求參加編典的人員要學點國學和曆史，要能讀懂古文，了解古籍中有關生物記載的內容；二是主持編寫“《中華大典·生物學典·植物分典》暫定引用數目”，涉及古籍文獻數千種，編典查詢古籍有了大致範圍；三是解讀《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對其中各部所涉植物做了科屬學名考訂，為編典做出示範。任繼愈得知他親自撰文動員並親自示範，很高興地說：“《生物學典》隻有吳征鎰來主持，沒有第二個合適的人”。還說：“《生物學典》還要標出各個物種的拉丁學名，讓外國人也能看懂我們的大典，這點也隻有吳征鎰來把關”。

　　外國學者不一定要看懂中文古籍，但隻要有動植物的學名，就可大概了解中國古籍動植物的種類和分布。有了學名，《中華大典·生物學典》就可連接古今，貫通中外，這是《中華大典·生物學典》的創新之處。

　　如今，任老、吳老先後辭世。《中華大典·生物學典》的《動物分典》和《植物分典》已分別由中科院動物研究所和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主持編纂完稿，總字數1600餘萬字。

　　《中華大典·生物學典》項目得到中科院領導和業務主管部門大力支持，參加編典的各位同仁，無論是年老體弱的長者，還是年輕的後人，大家秉承任老和吳老思考深刻、治學嚴謹的精神，認真而努力地做好每一條目的編撰。在“家祭勿忘告乃翁”之時，我們可以告慰在天之靈的任老和吳老：曆時八年我們交出了一份問心無愧的答卷。《中華大典·生物學典》不日將出版問世。

　　人物簡介： 

　　吳征鎰（1916-2013），江蘇揚州人。193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生物係，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中國科學院建院初期任中共中國科學院黨組成員兼機關支部書記。198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主席團成員。吳征鎰是國際著名植物學家，曾任美國植物學會終身會員（1983）、瑞典皇家植物地理學會名譽會員（1985）、前蘇聯植物學會通訊會員（1987），任《中國植物誌》主編（1987-2004），《中國植物誌》英文和修訂版（Flora of China）中方主編。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2007）。他立足雲南，放眼世界，從事植物科學研究七十餘載，為中國植物學的創新發展和中國植物學走向世界作出了傑出貢獻。

　　作者簡介： 

　　呂春朝，雲南石屏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原副所長、研究員，曾任吳征鎰院士辦公室主任、《中華大典·生物學典》副主編兼《植物分典》常務副主編，現任吳征鎰科學基金會辦公室主任。 

來源：http://yn.people.com.cn/n2/2016/0707/c372456-28628164.html